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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背后的宏观命题

更新日期: 2016年05月31日 作者: 沈颖 【字体:
摘要:5月6日,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新产品推介会在石家庄御景园会议大厅隆重举行,共同见证金隅鼎鑫公司“道路硅酸盐水泥,低热、中热硅酸盐水泥、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抗硫酸盐硅酸盐水泥,核电工程用硅酸盐水泥”四大类六种特种水泥新品盛妆发布。

5月6日,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新产品推介会在石家庄御景园会议大厅隆重举行,共同见证金隅鼎鑫公司“道路硅酸盐水泥,低热、中热硅酸盐水泥、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抗硫酸盐硅酸盐水泥,核电工程用硅酸盐水泥”四大类六种特种水泥新品盛妆发布。

作为出席人,我关注的不是产品推介会,也不是六种特种水泥,而是隐身在其后的各种信息。

水泥产量的严重过剩,使行业处于产品结构调整的下行期,许多水泥企业不约而同地把特种水泥作为产品结构调整的一把利斧。这是因为我国当前特种水泥年产量仅三千万吨,占水泥总产的2%,远低于国际10%的标准。兵贵神速,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卫东上任不足半年,便领导科研人员推出了六种特种水泥,抢先占领了市场。

接下来的问题不用说读者也会想到,不出几年,特种水泥也会过剩,那时水泥企业的转型之路又在哪里?

和魏总的接触中笔者已经感到,他已经有了应对之策。围绕“城镇化建设”这一宏观命题,水泥企业可做的事情还很多。

在过剩行业急于转型的当下,我国的经济形势又当如何?

五月初,人民日报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首先,总体定调中国经济运行是L型的走势,而且这一趋势不会很短,“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

其次,对于金融风险问题给予充分关注,一方面强调依靠过剩产能支撑的短期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强调高杠杆是“原罪”与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小事会变成大事。”

最后,总体重申供给侧改革重要性,呼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归主线,要求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

人民日报刊登的权威人士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一针见血,非常清楚中国当前的经济现状,明白中国经济一切乱象的根源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未来的出路必须要控制债务规模和降低杠杆率。

我们常常讲三驾马车,是在1998年形成的,叫做消费、出口和投资。当这三驾马车形成之后,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个产业变更:第一,把老虎放笼子里放出来,这个老虎叫做房地产,1998年中央政府取消了福利分房,全国普及按揭贷款,自1998年开始,中国金融开始一个房地产的黄金时期,老百姓把一辈子的钱拿出来买房子,和房地产相关的60多个行业,包括水泥产业,也都顺路搭车,开始了爆发式增长。第二,1998年,中央政府逐渐取消了外贸限制权, “中国制造”大行其市,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三,1998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六千亿国债,中国开始修高速公路,地方政府把土地从农民手上买过来卖给开发商。所以,我们说城市化建设是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由吃穿用的产业经济结构向重型化转型。 

从20 02年开始,经济不断上行,大量的实体经济的确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带来一连串的弊端,其生发出来的痼疾至今无法摆脱:实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润远远赶不上固定资产所带来的利润增长。举例来说,很多人辛辛苦苦开厂做实业一年才赚一千来万,但是他当时买的土地盖厂房的土地可能反倒能赚几个亿。 而且十多年来,这种状况不断恶化,形成了一个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氛围,大量真正干实业的人惨淡经营,而大量没有专心干实业,不断通过实业套钱做投机的企业却一个个暴富,使得很多企业自然而然地依样画葫芦,走上了投机生涯。

据估算,2012—2014年间,全球增加的产能有41%来自中国,2010年至2013年,中国浇筑的水泥数量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浇筑的水泥数量。另外资料显示,中国1949—2008年货币累计投放累计47万亿(1人民币折合约0.1541美元)。而2009—2012年四年间就投放了50万亿,超过前59年总和。

只有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只有控制信贷和M2增长,中国的经济才有希望,中国民众激荡了十年的投机心态才会回归创造和创新,才会回归实体经济,而房地产将一路向下,但是前提是继续稳健,而是不是宽松!

这种状况在今年得到了扭转。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4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5556亿,相比3月1.37万亿的规模,暴跌60%,M2增速下降为12.8%,同时社会融资规模为7510亿,而3月份是2.34万亿。这就明确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转向了,由过去的宽松货币政策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然而,当前决策层去产能的思路体现了一种平衡思维,既要去产能,又要保就业,面临着理想状态下推进的不确定性。此前倍受期待的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户籍改革、土地改革等,如今步履维艰。特别是国企改革,存在多重目标,如何解决尚没有答案。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政府主导的过度投资堆积出的产能过剩,成为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所谓金融风险以及债务危机其实都是过剩产能在金融产业的体现,在此背景下,当前推出的去产能与去杠杆政策也让人担忧,受制于国企改革进展缓慢,是否在执行中存在风险?
现在则出现了更多公开争论,刺激措施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现实,决策者在踩油门的同时也在刹车,因此汽车摇摇晃晃;但也有一种想法是,只要不失控就能够得过且过。

交通运输部网站5月11日消息,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该计划称,2016—2018年,拟重点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303项,涉及项目总投资约4.7万亿元,以完善快速交通网、基础交通网、城际城市交通网为重点。其中,2016年项目131个,投资约2.1万亿元;2017年项目92个,投资约1.3万亿元;2018年项目80个,投资约1.3万亿元。

铁路方面重点推进86个项目前期工作,涉及投资约2万亿元。公路重点推进54个项目前期工作,涉及投资约5800亿元。水路重点推进10个项目前期工作,涉及投资约600亿元。机场重点推进50个项目前期工作,涉及投资约4600亿元。城市轨道交通,重点推进103个项目前期工作,涉及投资约1.6万亿元。

从公布的项目和投资来看,这4.7万亿投资还是和之前投资刺激经济,保GDP的老路相同,集中在铁公基(铁路、公路、基建)上。有外媒称,这个迹象表明政府决心动用国家投资来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

交通运输部宣布的计划令外界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更加困惑。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寻求打造现代化经济的年代,基建支出对国家十分有用,但近年这类支出带来了大而无当的工程、工业产能过剩、经济扭曲以及债务。

另有人士担忧,在2008年的4万亿救市导致了钢材、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房地产过热,至今这个恶果还在延续,这次4.7万亿投资会不会再走老路?

但也有人士认为,这个4.7万亿投资计划,可能和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相呼应。去产能是供给侧工作的重点,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一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现在大规模投资铁路、公路和机场建设可以扩大市场对钢铁、水泥的需求。如果一方面扩大市场对钢铁、水泥的需求,一方面停止给僵尸企业输血,控制产能过剩企业的规模,甚至借机关停一些僵尸企业,这样从消费方面削减了产能过剩的压力,同时从生产端也减少了产量,这样就达到了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目的。

与这一支出计划似乎矛盾的是,本周一些有影响力的声音警告称,中国经济的杠杆高得令人震惊。目前尚不清楚最新宣布的支出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新资金,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已编列预算且审批通过的项目。很有可能的是,不少项目已被列入3月全国人大年度会议批准的五年规划。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中国政府公布大规模交通设施建设的同时,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公布了拯救经济的三项政策。这三项政策涉及到建设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通过简政放权刺激中小企业的成立、在消费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并未提及涉及到近5万亿人民币的大规模交通设施建设,这可能说明了“4.7万亿救市计划”不会立刻实施,也可能说明了中央试图探索不同的方法来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

对于经济刺激甚至宏观调控应该报以谨慎态度。回顾中国近十年来的宏观调控史,始终存在逆周期调节政策用力过猛的问题。刺激导致过热,整顿又出现低迷,难以把握二者间的平衡点。 深究中国经济诸多问题,其症结恰恰在于过去长期的扭曲,这并非短期需求可以解决,甚至过度反应的宏观政策往往会导致更大扭曲。这一案例从过去的四万亿政策可以看出一些教训。全要素生产率(TFP)往往用来解释经济中技术进步和创新,某种程度代表了经济体发展的效率。根据有关人士研究,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仅有0.5%,不仅远低于相似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而且金融危机后三年(2008到2010)更为放缓,总体工业TFP年增长率只有0.3%,堪称过去30年中最差的时期,而其恶化原因正是在于四万亿政策的刺激政策。习近平说,虽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未来的道路如何走?答案既简又难。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接受采访时所言,“供给侧改革”应该分成两个词,一个叫“供给侧”,一个“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实质是改革。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在资源分配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已经点明实质。无论需求端还是供给端都不是核心问题,要点在于改革端,而真正改革必然触动各类既得利益集团,这显然需要政治智慧做出权衡。昔日地方竞争成就了中国奇迹,但今天却已经步入蜕化阶段,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央政治集权在过去成就了三十年的高增长,但未来这一模式可能面临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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