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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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界的蒋筑英

——怀念我的良师益友周棠森

更新日期: 2019年03月25日 作者: 陕西耀县水泥厂 包先诚 【字体:
    我与周棠森在1962年相识,当时就感觉到他是一个质朴、诚实、有强烈事业心的人。
 
    196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到行政科办事,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个子不高、略显消瘦憔悴,身穿着一件得体的白衬衫、蓝色西装裤,谈吐文雅,南方口音。他告诉我,他叫周棠森,是南京工学院化工系58年的毕业生,同时调来的是他的妻子毕德凤,也是南化毕业生。原来他们竟是校友和学长。他对我说:他是58年怀着建设大西北的憧憬,分配到青海毛家寨水泥厂,是个立窑厂。那时我国经济形势十分困难,毛家寨水泥厂被调整下马了。当他听说新投产的耀县水泥厂正急需人才,周、毕二人多么盼望能到亚洲一号厂工作!他试着写信给耀水干部科。耀水主管副厂长颜世忠是一个十分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人,当即明确表态:立即调来!我真是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啊!于是我就不认生地叫他为“老周”,比较深入谈了一些问题,还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了工艺技术上的难题,他毫不隐讳的谈了看法,但十分谦诚的说:下马伊始,可能说得不对……我被他的质朴、谦虚、诚恳所感动了。他接着说:“老包啊!时不待人啊!我是不想虚度年华的,国家在南京工学院首创水泥专业,是希望中国能早出高水平的水泥专家啊!这个大好时机我们不能错过……”。我深深感到,老周是我的良师益友,更是位有理想、有事业心、干实事的人,也是一个技术造诣较深的人。历史表明,他实践了他的“不想虚度年华”和“一起干吧!”的诺言。
 
    他在强化企业工艺技术管理上(按现在说法是精细化管理)的一大贡献,是倡导组织实施了回转窑的热工标定和窑磨全面工艺技术标定。
 
    耀县水泥厂虽然在全国是规模最大、工艺设备最先进的水泥厂,但工厂管理特别是工艺技术管理还是粗犷的,承藉传统的、以经验管理为主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对技术数据、消耗定额,多半也掺杂着人为干预,由于计量技术落后,窑、磨定额(产量、消耗)精准数据难以确定,而对于技术参数和变量间关系也无法确定,那么进一步对工艺问题的较深层次技术分析,也就难以进行。
 
    老周来耀水后先后在制成、化验室(研究室)、技术科工作,做了认真调查研究,认识到厂子要达产达标、完成技术经济定额,加强工艺技术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位的。而加强工艺技木管理中是必须要有正确技术数据,要搞清各技术参数、变量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出提高产量、确保(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的途径和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他煞费苦心地寻找路径和做出努力。他首先采取的办法是:帮助技术员学习专业技术,并结合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分析讨论,集思广益出谋划策进行处理,这无疑对工艺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大有好处的,也有助于稳产高产、降低消耗,但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他考虑必须要对工艺过程和设备进行测定,首先要对窑进行热工标定,以通过标定获取可靠数据,摸清真实工艺状况,再对症下药。这个工作过去是由建材部主管工程师不定期组织进行的,他觉得那样标定频次太少,不能满足技术管理的要求。他提出了自己标定,得到了厂长和工艺技术人员的支持后,他开始收集技术资料;购買或调拨(借用)了热工标定的仪器、仪表,亲自动手编写了《耀县水泥厂回转窑热工测定(含煤磨)的讲义》(自刻自印的油印本),发到每个技术员手中。他又组织技术培训,培训工作是讲课、阅读讲义和现场操作相结合进行的,多以现场实战的方式进行。课堂和现场的主讲人都是老周,在课堂他深入浅出,讲清原理。在现场他穿着工作服,戴着垂肩的工作帽,戴着口罩,在尘土迷漫的车间,不辞劳苦地为大家讲课、手把手的教操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教会了大家对主要部位、项目(如窑头喷煤系统风煤用量、配比;窑中的出链条带物料分解率;窑尾喂料量、喂灰量测定;出窑废气量、窑尾大烟囱排风量、窑灰逸出量以及煤磨系统等等)的各个测点取样并进行风量、风速、温度、湿度、数量、成份的测定方法;教会了大家如何排除干扰、如何处理临时测定中发生的故障;制定了应对测定时发生异常的预案;教会了大家如何整理数据和计算结果;教大家如何来分析数据,做出判断,找出问题和解决途径,完整地写出标定报告,为生产工艺提出改进意见。
 
    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热工测定仪器、仪表的装备水平与80年代中、后期装备水平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目前一台气体粉尘测定仪就可读出全部测定数据:风速、风量、湿度、温度、粉尘浓度,而在当时是要组装一系列的仪器、仪表,并要反复来回调整、计算。我记得,每一次对窑的标定,都在一周前就开始准备,要认真制定计划,组织标定队伍(抽调全厂工艺技术人员、抽调若干技术工人,总数都15-20人左右)并进行分组、分工(如窑头、窑中、窑尾、煤磨等分组并按测定项目分配任务:操作仪器仪表的、读数的、记录等)。标定往往要连续进行工作12小時甚至更长时间(有时还要在次日补测),吃喝都在现场,爬上跳下,还要经受高温的炙烤,经受风吹、日晒或雨淋。在取得数据并汇总后,再进行计算、讨论,集思广益取得共识后,由专人执笔编制热工标定报告书。热工标定的开展得到了车间、岗位大力支持,历任厂长芦荫楼、杨治政、任国良都非常支持这一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90年四台湿法窑共组织标定18次,对摸清窑的工艺状况如窑的产量(台时)、热耗、效能,运行状况,找到问题的症结,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对确保窑的优质稳产,实施技术改进、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提供了途径,起到了良好助推作用,有些结果则是解开生产工艺难题的钥匙。
 
    在进行窑的热工标定基础上,周棠森和主管磨机的工艺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原料磨、水泥磨机存在的问题、技术改进的途径和方向,又开展了原料磨、水泥磨的工艺技术标定。据我所知,这在同时期的其它厂是很少见的。
 
    在耀水推行热工标定,对老周人生经历来说,既是件小事又是了不起的大事。说是小事,因为和他在厂的作为和贡献来说,只是个具体的技术工作手段;而说它是件大事,是以它为发端,促进了调查研究、用数据说话、实事求是找问题的症结,寻我解决问题途径的方法,按现在概念就是:实施精细管理的有效途径之一。耀县水泥厂生产技术上的成就,都是与此密切相关的,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技术标定是窑磨精细管理的重要手段,而我厂技术标定水平是为国内同行所承认的。
 
    老周是苦干、实干、拼命干的楷模,是一个出色的技术工作者:文革时期周棠森到烧成车间担任技术员,不辞劳苦致力于生产技术工作,在非常时期和整个任职期间为烧成车间的生产稳定、出色完成生产任务做出了贡献。
 
    70年代初期,建材部委派杨治政来全面主持耀县水泥厂的工作。杨厂长不愧是水泥界的管理能手,他有一个十分明确观念:“厂子乱,生产不能乱。三个主要主产车间的生产千万不能乱,必须稳定。”他通过摸?,听取了包括靠边站一些老车间主任和生产技术管理干部的意见后,决定由周棠森担任烧成车间工艺技术员,同时任命徐汉龙任制成车间技术员、我任原料车间技术员,他再三强调,要让他们在生产技术上有职有权,技术问题上说了算,就这样,1970年周棠森带着运动造成的创伤,毫无怨言来到烧成车间。他每天都是身穿工作服、带着防尘帽,戴着看火镜到窑头看火,与看火师傅们同守看火岗位,一般每天都工作在10小时以上。他虚心向工人请教,将煅烧理论与窑的状况结合起来,研究、总结、指导煅烧操作。每天早上主持烧成、化验室值班人员碰头研究会,总结昨天情况,通报煤、料的情况,找出问题,研究措施,有力保证了窑的安全运行和稳产优质,确保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大窑检修期间, 老周忙的不可开交,和工人在一起打窑皮、打砖,镶砖……,实际上他比工人还要辛苦,为缩短停检修时间,在窑内温度还很高时,他就要进窑查看,决定打多少米窑皮,决定换多少米砖;还要负责检查、验收镶砖质量。窑的检修是要分秒必争连轴转的,他24小时干在现场、吃在现场、小息在现场;开窑点火时,他还要盯在窑头……,老周以身作则带头干,是现场不可或缺的、工人信服的指挥员,是车间主任得力助手。他没有辜负杨厂长的期望,在他任技术员任内,窑的运转率上升了、台时产量上去了、稳定了、熟料强度稳定了。1970年运转率上升至72%。在1971~1977年的7年中,运转率不低于80%,大部分在85%-93%区间,最高达94.4%;台时产量长年稳定在26.5吨/小时,熟料强度稳定处于全国的上游水平,窑的安全运转曾创造过全国最高记录。
 
    老周在烧成车间工作时期,我厂自行安装的四号窑(即国产华新型窑)1977年建成,他积极配合调试、参加试生产,在该窑正式投入生产后,又倾注全力负责达产达标工作,他主持厂技术部门和车间成立的攻关组的工作,对新的窑型和箆冷机(在我厂第一次采用)进行摸索、实践、总结,经过不断努力,在投产后的3年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均达标。来之不易的的成绩,应该说老周是起了较大作用、有突出贡献的人物。
 
    周棠森取得的成绩,也不是一句“苦干、实干”所能概括的。他有较强的工艺技术的理论基础和专业造诣,在科研、技改(技措)方面也是有作为的。如他曾开展对“不同颗粒组成对水泥性能的影响”的研究,并发表了在业界有较大反响的论文,针对如何通过合理改善颗粒级配,探讨了提高产品质量和节约能耗的有效途径;在回转窑方面的技改、技措、采用新材料都倾注了他的大量的心血。1977年采用窑中喂灰,1979年使用镁砖和磷酸盐砖,与?材研究院在1981年共同研制成功并镶砌粉煤灰陶粒砖和页岩陶粒砖(隔热),直接主持或参与了链条改挂和采用耐热钢链条等技措项目,还有与王贵武等共同解决了对环境有巨大影响的煤磨冒黑烟问题。
 
    他一生中,特别是在1978年~1984年担任生产副厂长期间,为耀水发展更是含辛茹苦、披荆斩棘地工作,为创造耀水的辉煌(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又不愧为企业改革的探索者。
 
    周棠森于1978年被任命为生产副厂长,是文革后最早提拔的厂级干部,主管全厂生产和技术。他的身份发生180度转变,由文革的“臭老九”,一跃而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他告诫自己决不可辜负党的期望,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他以科学管理开路,着力恢复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确保有章可循,使生产稳步向前。他在就任副厂长前夕,受柴根发副厂长(代厂长)之托,负责全厂经济责任制考核。他领导考核小组成员认真调查历史资料,在摸清情况基础上,根据车间(部门)的特点,落实各自的经济责任,确定考核指标,根据生产车间各自特点,确定考核项,如产量、质量、定额(技术经济指标、消耗)、安全等,部门则是按工作任务定量化,对重大人身、重大设备、重大质量事故一票否决。总之,厂子的奖金是按生产、工作任务好坏来分配,再不是“平均主义”或“领导拍脑袋”来决定了。老周对推广分配制度改革起到重要作用。他大刀阔斧又更精确完善、推行这种激励广大职工的改革是有效的。1983年生产水泥92万吨,突破了设计定额,为1984年增产10万吨P.O525水泥艰巨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他在担任副厂长后,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深入现场、与干部工人共甘苦的工作作风。他深入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而且还以身作则与工人共劳动。在矿山峒室爆破洞子里、窑头磨头、设备检修现场都有他的身影……他太累了,人们心疼地劝他“要注意休息啊”,他总是笑而不答,而积劳成疾,由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他仍不听劝说,坚持着工作。在1984年初确难以坚持工作了,领导硬安排他到西安住院。我当时代行他的工作,他还关注厂的生产。
 
    有一次我到医院看望他,看着他瘦弱的病体,我难受得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他却平静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的说:“你管生产累了吧!老包啊!要吸取我的教训,要干,但不要死干,千万要注意身体啊!”但天妒英才,不久我所敬重的亦师亦友的周棠森不幸与世长逝了。
 
    当时柴根发厂长痛心疾首地说:“他是水泥界的蒋筑英啊!他是累死的啊!”确实,他的逝世,在业界失去了一个有作为的专家,在厂子失去了一个精英,一个好领导,而对我来说却是痛失了一个敬重的老师,一个共同战斗的挚友。直到现在,我与同事们还经常谈起老周,他的一切仍历历如在眼前,真是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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