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了，新中国水泥发展也70年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取得的成就而欢呼，我们每一个水泥战线的“战士”都会为我国现代水泥工业的发展而倍感自豪。我80岁了，1964年在北京水泥设计院参加工作，2015年正式退休，离开了我为之奋斗工作50年的水泥工作岗位。我国水泥行业发展历程的一幕一幕在我的面前浮现，祖国各行各业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激动不已。

然而，我已不再上班了，欣慰？留恋？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我国全面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加强与世界交流合作，使我国经济科技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由教育主管部门首先启动了一个大动作：分期分批向国外有计划的派遣留学生。其打开国门和加强对外交流的决心之大，现在仍可以体会到。留学人员包括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大学老师是首选之列，各经济领域的科技骨干也是选派主体，根据当时的特殊国情，选派的人员中年龄较大的“学生”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我们建材部门也借着这股东风，派出了不少的“学生”。我很幸运，通过了两次外语考试和一次专业考试后，在单位的推荐下被选中去日本留学了。1981年我从水泥设计院唐山所出发到达日本广岛大学。那时我41岁，作为一名被国家选派的研修人员深深感到国家对我的期望。责任的“重压”和对自已水平的“担心”，使我到达日本后，初期参加各种活动时表现的“谨慎”是可想而知的，但当时中日关系比较友好，双方诚信的态度很快就让我和大家和谐相处了。

这次留学不是生产企业的技术培训，而是要按照国外大学的正规要求完成两年的学业，进修有关的基础理论课程，至少完成一项专题科研项目，提交研究论文并通过答辩后才能结业。

广岛是日本第10大城市，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之苦的城市，我去的时候二战已经过去30多年，广岛已经变成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和平公园的“原子弹爆炸展厅”以及它旁边的残垣断臂“圆顶建筑物”，是留给人们痛苦回忆的“纪念物”。我想日本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带给他们的灾难吧。

原子弹爆炸圆顶建筑物残垣

广岛大学（Hiroshima University）是日本一所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国立大学，各类学生15000多人，各国留学生近千人，中国公派留学生也有近百人，当时进修水泥化工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所接触的日本人对我的态度都很好，特别是我的指导教师和系里的其他老师职员，对我都很热情，而研究室的日本学生都是我的“后辈”，按照日本人的规则，对我的尊敬是必然的。其他外国留学生都比我的年纪小，大家各忙各的，只有在共同活动时才有交流机会，我也有几个巴基斯坦、越南的朋友。广岛大学还有来自台湾的学生，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后来也很好，大家能够相互关照。

我的首席指导教师是河村祐治先生，对中国很友好，他是日本高等学校有名的热力学教授，是广岛大学工学院化工系的主任。我在他的研究室学习半年热工理论后，转到了第二指导教师增田弘昭研究室，增田教授是日本著名“粉体之父”井一谷钢一先生的得意门生，后来是日本粉体工学会的会长，我在他的研究室学习粉体技术的基础理论、各项单元操作并进行项目研究，当时国内大学还没有粉体工学（粉体技术）专业，刚开始听课时我对于进修的内容有一种新鲜感，但有时因语言问题听不懂而很着急，课下增田老师就把他的手写讲义借给我，让我抄写。

我们是国家公派留学生，我国大使馆每月给我们汇钱，给的钱很多，国家对我们真是太关心了，然而我们中国留学生都能节省开销，租用便宜的民房，尽量节省交通和其它支出。当时中日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差距，但好像我们谁也没有太注意这点，表现的还是落落大方。一般在学校谈论的都是学习和研究问题，聊天时大家都很开心，但那时我们确实对国际常识了解的很少，例如穿西装的规则、刀叉的用法、社交活动的礼节与习惯等。当我们做的不对或有错误时，日本朋友常常帮助我们摆脱“窘况”，不会让我们难看，这使我内心很是感激。有的老师或街坊邻居还送给我们桌子、椅子、电冰箱等一些家庭用品，解决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不便。我想这一方面是日本人具有常常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的素质，还有一种可能是日本人对过去侵华战争的“赎罪感”吧，尽管是他们的父辈或老一辈犯下的罪行。

在广岛大学的学习生活很紧张，我也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我暗自决心争取好的结业成绩，按时回国报效祖国。我从没有结业后把老婆孩子接出来在日本就业的想法，因为那样，我认为就是对祖国的背叛。所以平时在学校，我也尽量多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多收集一些科技资料、多参观一些工厂、多买一些参考书，我想这些经历和补充学习可能在我回到国内工作时有用。由于当时中国公费留学生的表现，得到了许多日本人的尊敬，有时走在路上遇见清洁女工，当她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往往停下工作向我们弯腰鞠躬。

关于在校学习的情况以及项目研究、参观学习日本水泥企业的内容，我已在回国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报告，由于这方面的内容很多，在此不便详述，还是回忆几个我在日本当“老师”的故事吧。

本来我在日本的身份是“学生”，可是在一些时候我又成了日本人的“老师”，我的第一个小故事就是在河村祐治研究室当“中国语老师”。河村教授规定研究室的学生每周一早上8点必须到校，听我的中文讲课，河村先生自己也来，我按照自己编写的讲义，从中文汉字的发音开始教日本人说中国话，让他们随着我朗读“早上好！”“你好！”“再见！”有的学生发音有点怪，常引得全场哈哈大笑。我有时还教他们唱一首中国民歌，例如《在那遥远的地方》，日本人很爱听也爱唱这首歌。其实我在国内并不爱唱歌，可是这次我不但当了“中文老师”又成了“音乐老师”。我和日本人的这种错位学习，不但有趣而且有益，河村教授的“点子”真不错。这里还要说一点的是，日本人的手写汉字都很规矩漂亮，有时甚至超过国人，这让我很佩服，中日两国真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我当“老师”的第二个小故事仍然与河村教授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河村教授让研究室的两个日本学生跟我学习水泥工艺知识，这两个学生可能对中国或对水泥工学感兴趣吧。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水泥技术很发达，一直在引领这一领域的科技发展，当时正是日本开发了“窑外分解法”不久，许多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专利而参与竞争，如石川岛播磨的SF法、小野田和川崎重工的RSP法、三菱重工与三菱矿业的MFC法、川崎重工的KSV法等，后来神户制钢和日本水泥公司合作又推出了更时髦的D-D炉法。此时丹麦史密斯、德国洪堡、法国FCB公司等都有自己的窑外分解技术专利。我在去广岛大学之前，一直跟踪日本最新的窑外分解开发动态，这次到了日本成了日本学生的“水泥老师”，由于心中“有底”所以我并不“害怕”，但我知日本人办事都很认真，我也必需认真对待这件事，晚上回到宿舍常常编写讲义到很晚才入睡。跟我学习的一个日本学生叫明代，他毕业后就选择到了住友水泥公司就职，并且是在水泥工厂上班。此时正是我国要从日本全套引进预分解窑设备时期，天津水泥院考察日本设备的技术代表团正好到广岛调查，所以我也有幸见过他们几次，对我在日本的专业学习和给日本学生当“水泥老师”的帮助都很大。

我在日本当“老师”的第三个小故事是当“计算机老师”。研究室的一位日本老师叫品川秀夫，他负责学生计算机编程练习，他与我同龄，我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好朋友。当时计算机技术已经兴起，但还不普及，在日本也很少见到个人计算机（PC），我在出国前一点计算机的知识也没有。

日本学生的计算机课程是学习二位制基本原理，进行编程练习和上机计算。学生在完成老师的题目进行手写编程后，要到穿孔卡片室，打出穿孔卡片后到计算中心的大计算机上打印结果，往往一个简单的题目也要先打出几十张甚至上百张卡片。

因为计算机不是我的必修课，我可以不作编程练习，但品川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在带领日本学生到穿孔卡片编程室上课时，有时也叫着我。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此时我好像被品川先生推到了辅导老师的位置，日本学生有问题常常向我提出，而有时我又不会，但品川先生会来给我解围的，次数多了我不但被日本学生当成“真老师”，并且我的计算机编程水平也有很大提高，直到现在我都很怀念与品川先生共同上课的日子。

以上就是我在日本当“老师”的几个小故事。1983年我在广岛大学结业后回到天津，建立了第一个水泥粉体实验室，在日本和德国的期刊发表过论文，常常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我积极推进和协助中国科学院郭慕孙院士创立中国颗粒学会的工作，成为理事和名誉理事，2016年被评为学会有特殊贡献的人。

我认为相关的学术活动与提升我国水泥科学技术在国内外的影响有着重要关系，不单可提高我国的知名度还可促进国际交流与技术的发展，除了水泥协会、硅酸盐学会外，我们还应重视跨学科的颗粒（粉体）学会等相关的其他学术活动。几十年来我在国内外期刊共发表250多篇论文，独著《水泥与粉体》，主编《粉体技术词典》，另有合著多部，其中《循环经济与中国建材产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获建材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低碳经济与我国水泥工业》获中国建材杯一等奖。

2007年由我国建材设计协会提出了“注册材料工程师”标准和考试办法，这对于我们建材大国来说是调动建筑材料科技人员积极性的一个举措，我也参加筹备工作，是专家组成员，负责编写考试大纲等材料。虽然费了两三年的功夫，但这项工作没有被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我们水泥专业仍要采用“注册化工工程师”的标准，这件事成为我“回忆”中的一个遗憾。

2011年我代表国家建材工业协会，参与编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建材行业标准，国家教育部第一批选定实施的学校有武汉工业大学，该校是国家211工程的院校之一，也是我们建材系统的重点高校，该校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硅酸盐工程专业，每年为水泥行业提供一批新生力量，我向该校提出的材料是设计单位对卓越工程师的要求。

在工程方面，我参加的一些典型水泥工程项目是：上世纪80年代年我国自行研发的第一条日产2000吨水泥熟料窑外分解线的调试工作（江西水泥厂)；1986年陕西耀县水泥厂的D-D炉引进设备的监造和实习操作；协助院长完成中日合资谈判，1995年在天津成立了天津椿本输送机械有限公司。此合资公司为国内水泥厂提供了大量性能可靠的提升机，其业绩是日本本土椿本公司的典范。

江西水泥厂（1984）

D-D炉设备监造（神户制钢所1986）

后来我担任了科研管理工作，参与建材行业科技的评审、编制五年规划等。我国水泥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了16项国外先进技术装备，我参加了多项评审。16项引进促进了我国水泥产业应用技术和装备制造的快速进步，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此外，2012年水泥院让我协助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蒋明麟先生编写了《水泥工业加强处置废弃物的提案》，蒋明麟先生已向政府提出了此提案。后来，我还参加了编写水泥行业的《水泥工业清洁生产规范》的工作。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水泥行业通过科技创新、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装备提升、业务拓展等多种改革措施，发展成为具有科研开发、工程技术咨询、工程设计、机电装备制造、工程总承包、备品配件物流、新型绿色环保胶凝材料的开发、工程监理和生产技术服务的综合基础原材料产业。随着行业结构的变迁，我国历史最悠久的行业设计单位天津水泥设计研究院并入了中国建材集团，组成了世界最大的建筑材料发展中心。我国的水泥产量已占世界一半以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水泥大国。水泥产品、技术与装备早已走出国门，海外水泥工程市场占有绝对优势。1983年联合国在天津建立了中国水泥发展中心，今年根据我国的创意，国际社会又在中国创立了世界水泥协会，我国水泥正在向世界强国迈进，我国水泥正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共同前进。

以上，回忆了我以前走过的路，参加工作50年来亲身经历的新中国水泥70年变迁的许多重要事件。我现在还在阅览《中国水泥》、《水泥技术》等杂志，关注水泥微报、微信等有关水泥新闻，我认为自己虽然退休了但还是中国的“水泥人”，要和我国“水泥战线的战友”站在一起，不断跟踪了解我国水泥事业的发展动态。现在全行业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我们的“水泥”要在AI技术开发、水泥低碳化的技术延伸研究，废弃物的完全资源化、新型胶凝材料开发及其突破性制造方法等有更多的进步，这可能就是我的“水泥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