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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不忘初心 问心而择

更新日期: 2016年11月15日 来源: 砺石商业评论 【字体:

    《华严经》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创业者在万事之初都是梦想的开始,都志得意满、斗志昂扬,可一旦追梦,就会因挫折或岁月侵蚀而中途易辙。
 
 ——核心要点——
 
    1.问心而择:在企业和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忘初心、问心而择至关重要。在选择中,要牢记企业的理想信念,不管遇到多少考验,不管面临多么艰难选择,要做到不忘初心,仰天俯地,无愧无怍。
 
    2.问心而止:遇事要问心,做到问心而止。修身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修身先正己,做到行为知耻;权利是一种信任、一种重托、一种责任,用权有规矩,做到明法守道;律己要理性控制七情六欲,律己要自持,做到知止不殆。
 
    3.问心而进:谋事、创业,要从“事业之实、组织之实”的要求出发。在谋事上,要重实际,力戒浮伪;在创业上,要敢担当,有位有为;在做人上,要讲求诚实,知行合一。
 
问心而进
 
    “严”是要知止,“实”是要知进。如何谋事、如何创业、如何为人,也和理想信念有关。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30年,一味追求精神上的纯粹,迷信政治运动,结果是人民生活一穷二白,经济上落后,国家也不富强,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这个转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过去的30多年,过多强调物质激励,理想信念讲得少了。把“实”字庸俗化了。认为理想信念、价值准则、事业追求等都是“虚”的,一切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去衡量,将“实”等同于实利、实权、实得,“无利不起早”,于己有利的就是“实”的,于己无利的就是“虚”的。有利的就多做些,没利的就少做些甚至不做,做事只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眼前能得到什么。今天,我们应该为“实”正正名。我们所强调的“实”,应该和我们的理想信念融合在一起,我们要从事业发展的需要、从理想追求的角度去看待什么是“实”、什么是“虚”。
 
    我们的组织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历经挫折、走向辉煌,靠的就是“谋事要实”的品质和追求。遵义会议不也正是“谋事要实”精神最好的体现吗?在遵义会议上,革命先辈从实际出发,客观而全面地分析了红军所面临的困难及其产生原因,否定了“左”倾错误路线,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红军新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最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谋事不务“公实”而务“私实”,必然导致虚无缥缈,雾里看花,浅尝辄止,弄虚作假,结果只能是虚掷公帑、劳民伤财、败坏风气。集团近期对某BU原负责人进行了通报。他作为这个BU的负责人时不真抓实干,关心的不是业务,更多的是个人如何能在社会留名。所以,对业务的发展,他没心思、也不愿从长远的角度和实际的需要去规划,热衷于一些华而不实、花拳绣腿的项目,为了制造看得到的“业绩”,盲目投资、盲目上项目,给集团造成了损失。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谋事不实”,只能说他谋的是“私实”,而不是“公实”。从更深处看,实际上反映的是他理想信念的缺失,对事业责任感的缺失,他不是问心而进,而是趋利而进。
 
    曾国藩在《诚信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以苟活为耻,以避事为耻”。对领导干部来讲,“避事”而不积极干事,“躲事”而不认真处事,在其位不谋其政、任其职而不尽其责,是最大的耻辱。
 
    在这点上,当年的革命先辈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二渡赤水后红军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打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士气高涨,林彪向中央提出要进攻打鼓新场,并起草了详细的作战方案。中央在苟坝开会讨论时,除毛泽东外,都同意打。毛泽东坚持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不应与重兵集结的敌人硬拼,但在会议上他未能说服众人,还被撤销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毛泽东此时表现出的是一个革命者在理想信念驱使下的担当,他深感攻打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极大损失,半夜提马灯前去劝说周恩来“把命令暂时晚发一点,再想一想”。并最终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再开会时,周恩来说服了大家,取消了攻打计划。如果当时毛泽东不敢担当,历史也可能就重新改写了。
 
    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难题往后退,就没有资格当领导干部。面临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华润的零售、五丰、煤炭、医疗、纺织等业务都面临着调整转型、优化结构等发展问题,这就更需要经理人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抓住机遇,深入推动改革、转型。如果缺乏原则与坚持,心存“和气升官”思想,工作中缺乏魄力、勇气和担当精神,当“好好先生”,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为官准则,对上级的问题不敢说、对同级的不足不明说,对下级错误不深说,那这样的领导干部必定碌碌无为,这些人也不配当领导干部。当仁不让,只能源于理想信念。所谓“忧谗畏讥”之虑,都是忘了“初心”,忘了“问心”。只要务“公实”,忘“私实”,就会“公而勇,私而怯”。
 
    华润以“诚信”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必须“诚信”,宋林曾提倡“三个不能丢、两个牢记”,“对经理人要严、对员工要善”,“价值观不向业绩妥协”等一系列理念。这些企业文化理念主题也都是在倡导艰苦奋斗、廉洁从业、严于律己等精神,理念是正确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为华润领导干部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标尺。但是价值观再好,标尺再清晰,没有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又有什么用呢?宋林作为倡导者就没有带头去以此律己。从更深层次讲,这也与一个人的理想信念有关。如果一个人心中只有利益的考量,没有更高层次的理想追求,他很难做到诚实。因为在利益面前,所有的行为都被简单地当做一种成本,考虑的只是投入产出,其他一切价值层面的约束就都没有了。
 
    我希望,在离开遵义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问心而择、问心而止、问心而进”三句话带到工作和生活中。今后在面对任何考验、诱惑、选择时,都学会“问心”,用心、上心、无愧于心,习惯拿心中的尺子量一量,这样我们就一定不会进退失据,犯不该犯的错误,摔不该摔的跟头。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也由此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演讲全文——
 
    今天,我们在遵义举行华润集团的“七·一”主题活动。去年古田的“七·一”主题活动,我结合古田会议精神,以《铸魂》为题,和大家交流了一些我的观点,提出一个组织应该有其精神支柱,军队要有“军魂”,企业要有“企魂”。我们还共同探讨了新时代下的“财富观”等问题。这次我们来到遵义,学习、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我想以《问心》为题,再和大家做一次思想上的交流。
 
    一个组织解决了“魂”的问题,只是解决了其使命、方向、旗帜、价值观等问题。在实践组织之魂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和选择,如何面对考验,特别是在面对公与私、义与利、法与欲等选择时,如何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出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叩问个人内心的过程。所以,“问心”是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做的功课,也可以说是个人的“修行”。我们经常说“问心无愧”,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做人、做事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可以面对任何考验了。
 
    这里所说的“心”,具体而言就是理想信念。今天很多领导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理想信念上出了问题。他们忘记了“初心”,遇事、做事时忘记了有这个“心”的存在,更忘记了“问心”。我们面对选择,特别是重大选择时,一定要学会问问“心”,看和我们的理想信念符不符、和我们的价值取向符不符、和我们的为人处世准则符不符。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急速变迁、各种利益诱惑增多、思想与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牢牢地把握住、坚守住理想信念这个“初心”、“本心”,更要学会“问心”,从心而动,做出正确的选择。
 
    问心而择
 
    每个组织、每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无数的选择,其中,有些重大历史关口的选择事关一个组织、一个人的整体命运,必须要慎重选择。而在这样的选择过程中,不忘初心、问心而择至关重要。在选择中,必须要放下个人、放下眼前,看看我们这个组织、我们个人一生,所为何来?所欲何求?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要牢记我们的理想信念。80年前,在遵义这个地方,21名伟大的革命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遵义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从1921年到1949年,在28年的夺取政权的历程中,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刚好处在中间。前14年是苦苦摸索、被动挨打的阶段,后14年是逐步成熟、不断走向胜利的阶段。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可以用很多词来描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选择”。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选择了毛泽东,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实际上,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以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一批革命理想主义者内心的选择。博古是当时中央的临时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是实际的军事指挥负责人,张闻天是遵义会议之后新推举出的总书记。如果这些人从个人私利出发考虑的话,都可以选择不去建立、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他们确实是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批真正的革命家,他们从理想信念出发、从革命事业大局的需要出发,放下一己私利,做出了一个高尚的选择,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选择,把毛泽东推上了在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正确而关键的选择,已经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人,许多在当时并不缺饭吃、不缺官当、不缺钱花,他们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投身革命,理想信念在他们的心里重于泰山。因此,面对重大选择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能问心而择,能放下个人名利从理想信念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
 
 
    其中一个人,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来对他致以特别的敬意,他把问心而择的精神带到了另一次重大会议上,把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保持始终,这个人就是有书生兼教授之称的张闻天。他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总负责人,其后把毛泽东推上了领袖的位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作为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去前方当前敌总政委”。后来又决定毛泽东分管军事,从此毛泽东、周恩来就调换了位置,周恩来成了毛泽东的军事助手,毛泽东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一步步确立了权威。后来,张闻天并不得志,官越做越小,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被低配做省委书记、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但他都毫无怨言,不管组织交给什么样的工作都满腔热情、兢兢业业。直到1959年,张闻天再次回到历史的中心,虽然只是冲天一鸣,但足以使他名垂青史。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张闻天以历史的责任感,再次挺身而出,发出冲天一鸣。实际上,张闻天发言之前,不是没人好言相劝,他自己不是没有认真考虑过。当时,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上面不悦。张闻天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打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要少讲缺点。张闻天表示:“吾意已决”。短短的四个字,透出的是一股力量、一种精神。出于对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张闻天下定决心必须发言。
 
    从1935年到1959年,从遵义到庐山,24年间,变化的是时间和地点,不变的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这两个主角;变化的是在遵义时张闻天拥护毛泽东,庐山时张闻天批评毛泽东,不变的是张闻天不管拥戴还是批评,都是问心而择,都是为了理想信念而抛开一己私利的选择。1959年后,又是一个10多年,直到1976年去世,张闻天始终未低头、未消沉,始终在思考国家、政党、人民等重大问题,他的思考文章后来集成了学界著名的《肇庆文稿》。他在沉潜期间还专门写了一首小诗以明志:“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可以说,像张闻天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理想信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内心,伴随他们一生。不管遇到多少考验,不管面临多么艰难的选择,在心中都有一把尺子,不忘初心,仰天俯地,无愧无怍。
 
 今天,我们依然强调理想信念,为什么很多人对老前辈的故事、老前辈的风范,听起来激动、说起来感动、做起来不动,甚至反动呢?实际上,反映的是理想信念没有神圣性,内化不够,沦为空洞的理论,沦为求取功名的敲门砖,自然导致这部分同志遇事问利不问心。比如,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王敏喜欢看红色电影,常常一个人独自一遍一遍地看。每当看到片中英雄人物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看到革命烈士壮烈牺牲时,他都激动难抑、泪流满面。落马后,有人问他,既然常常主动看红色电影,会不会联系自己的所作所为去反思?王敏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作答:“不会,从来不会。当时的感动是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王敏的行为很具有代表性,内心深处,理论层面上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各种选择时,还是问利不问心。当一个人为人处世,忘记了“初心”,自然地也就不会去“问心”,或随一己私利出发,或随波逐流,不问是非黑白,就必然会扭曲、异化,直至败亡。我们一定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问心而止
 
    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首先要严在心上,要在心中有理想信念,心中有一把尺子、一面镜子。遇事要问心,与心中的尺子对一对、向心中的镜子照一照。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红线不能碰。特别是要知道一个“止”字,做到问心而止。
 
    (一)在修身上,要讲正己,做到行为知耻
 
    修身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在古人看来,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政,个人品德修养问题至关重要。早在《易经》中就有:“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话,意思是说,谦逊有礼的君子,总是怀着谦卑的心态修养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儒、墨、道、法等各家都非常强调修身,并各自建立了一套修身立德理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人精神生活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其修身立德论的中心就是强调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和境界,最终成为“圣贤”。儒家经典《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学》把修身立德看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强调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人人都要以修身为本。先哲们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但又强调,优秀的道德品质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后天长期修养磨练而成的。因此需要通过道德修养,经过不懈努力和长期积累,使自己的境界不断提高。当代各级领导干部讲的修身是坚定理想信念、追求高尚情操,这种要求和境界与古人讲的“修身”文化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要通过修身立德,把高尚的道德要求落实在日常行为上。
 
    儒家讲修身,特别强调要知耻,要“行为知耻”,对自己的行为应有知耻之心,以自己的行为不端而耻辱,这点也应是当代领导干部应有的修养。耻辱心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条道德堤防,只有修德、知耻,人才会“知止”,才能避免走入歧途。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内心树一杆秤,以自己的道德良心作为秤砣,凡事都问问心,用心中的理想信念、道德准则来衡量一下,应该不应该做?应该怎样做?自觉抵制歪风、践行道德的要求,知荣知耻。这样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出于任何外在因素,而是完全出自内心荣辱观、价值观的主动约束。行为知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自觉,是每名领导干部终生要坚守的。
 
    (二)在用权上,要有规矩,做到明法守道
 
    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不以规矩则废、国不以规矩则乱。遵义会议后,红军随即开始了四渡赤水,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威信县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调整中央主要负责人,把博古撤下,博古随即坚决服从组织决议,把权力交出,体现了极高组织纪律性和政治素养。
 
    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一种信任、一种重托、一种责任,这是权力的本质。所以用权要有“规矩”,这个“规矩”就是“法”,要明法守道。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严守规矩、敬畏法律,依法用权、按规矩办事。要恪守按法律与规章说话办事的原则,做到心中有法,虑必及法、言必合法、行必依法。面对金钱时,能不起贪婪之心,不取不义之财;面对亲情时,能不因徇私情而违背原则;面对朋友时,能不因“哥们儿义气”不讲规矩。要克服“任人唯亲”思想,摒弃权力“过期作废论”,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接受监督。若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错误权力观,自认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我说了算”,老子天下第一,把组织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私有财产,拿手中权力作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用手中权力这把利刃去割国家和人民利益这块“唐僧肉”,最终必将触碰到高压线,导致身败名裂。
 
    (三)在律己上,要能自持,做到知止不殆
 
    人皆有七情六欲,这是人的本性。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之处在于,不仅能接受、感知信息,还能够用理智去处理这些信息,而不是“为所欲为”。古人云:“禄优而贪,祸将临之。”这既是历史经验,更是现实的教训。对七情六欲若缺乏理性的控制,则很容易心理失衡、贪欲滋生,贻害无穷。
 
    古人说欲壑难填,贪欲就是一个黑洞,你越填洞越大,永远填不满。有言道“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广厦千间,夜眠六尺。”所以要正确地把握欲望之度,时刻警醒自己“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生活上做到知足,用理性扑灭贪欲之火。
 
    我们多数人,到遵义、到延安等圣地都会为之感动,但也容易感动之后慢慢就忘了。周边的诱惑太多,社会风气也并不好,如何能避免犯错误?问心这件事就是我们要经常做的修养,自己要能够问心而止,同时对我们身边的领导干部经常提醒甚至批评。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既有积极正派的一面,也会有不良的欲望,任何一个时刻,恶的一面占了上风的时候,就会犯错误。儒家文化讲人之初、性本善,人人皆可为尧舜。那么,领导干部,尤其是权力更大的领导干部理应有更高的修养。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环境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利益、金钱,必须找到崇高理想信念、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文明的结合点,这一点至为重要。
 
    问心而进
 
    “严”是要知止,“实”是要知进。如何谋事、如何创业、如何为人,也和理想信念有关。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30年,一味追求精神上的纯粹,迷信政治运动,结果是人民生活一穷二白,经济上落后,国家也不富强,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这个转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过去的30多年,过多强调物质激励,理想信念讲得少了。把“实”字庸俗化了。认为理想信念、价值准则、事业追求等都是“虚”的,一切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去衡量,将“实”等同于实利、实权、实得,“无利不起早”,于己有利的就是“实”的,于己无利的就是“虚”的。有利的就多做些,没利的就少做些甚至不做,做事只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眼前能得到什么。今天,我们应该为“实”正正名。我们所强调的“实”,应该和我们的理想信念融合在一起,我们要从事业发展的需要、从理想追求的角度去看待什么是“实”、什么是“虚”。我们谋事、创业,要从“事业之实、组织之实”的要求出发,该作为的要作为,该担当的要担当,该打基础的要甘于做打基础的工作。我们做事过程中,遇到困难、遇到矛盾、遇到问题、遇到公与私的选择时,也应该“问心”,问问与我们心中的理想信念、事业追求是否一致,该进则进、该为则为。只有去除个人的私心杂念,做事的目的纯洁了,才能真正地从实际出发,查实情、用实功、讲实效。
 
    (一)在谋事上,要重实际,力戒浮伪 
 
    我们的组织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历经挫折、走向辉煌,靠的就是“谋事要实”的品质和追求。遵义会议不也正是“谋事要实”精神最好的体现吗?在遵义会议上,革命先辈从实际出发,客观而全面地分析了红军所面临的困难及其产生原因,否定了“左”倾错误路线,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红军新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最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谋事不务“公实”而务“私实”,必然导致虚无缥缈,雾里看花,浅尝辄止,弄虚作假,结果只能是虚掷公帑、劳民伤财、败坏风气。集团近期对某BU原负责人进行了通报。他作为这个BU的负责人时不真抓实干,关心的不是业务,更多的是个人如何能在社会留名。所以,对业务的发展,他没心思、也不愿从长远的角度和实际的需要去规划,热衷于一些华而不实、花拳绣腿的项目,为了制造看得到的“业绩”,盲目投资、盲目上项目,给集团造成了损失。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谋事不实”,只能说他谋的是“私实”,而不是“公实”。从更深处看,实际上反映的是他理想信念的缺失,对事业责任感的缺失,他不是问心而进,而是趋利而进。
 
    (二)在创业上,要敢担当,有位有为
 
    曾国藩在《诚信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以苟活为耻,以避事为耻”。对领导干部来讲,“避事”而不积极干事,“躲事”而不认真处事,在其位不谋其政、任其职而不尽其责,是最大的耻辱。
 
    在这点上,当年的革命先辈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二渡赤水后红军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打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士气高涨,林彪向中央提出要进攻打鼓新场,并起草了详细的作战方案。中央在苟坝开会讨论时,除毛泽东外,都同意打。毛泽东坚持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不应与重兵集结的敌人硬拼,但在会议上他未能说服众人,还被撤销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毛泽东此时表现出的是一个革命者在理想信念驱使下的担当,他深感攻打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极大损失,半夜提马灯前去劝说周恩来“把命令暂时晚发一点,再想一想”。并最终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再开会时,周恩来说服了大家,取消了攻打计划。如果当时毛泽东不敢担当,历史也可能就重新改写了。
 
    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难题往后退,就没有资格当领导干部。面临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华润的零售、五丰、煤炭、医疗、纺织等业务都面临着调整转型、优化结构等发展问题,这就更需要经理人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抓住机遇,深入推动改革、转型。如果缺乏原则与坚持,心存“和气升官”思想,工作中缺乏魄力、勇气和担当精神,当“好好先生”,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为官准则,对上级的问题不敢说、对同级的不足不明说,对下级错误不深说,那这样的领导干部必定碌碌无为,这些人也不配当领导干部。当仁不让,只能源于理想信念。所谓“忧谗畏讥”之虑,都是忘了“初心”,忘了“问心”。只要务“公实”,忘“私实”,就会“公而勇,私而怯”。
 
    (三)在做人上,要讲求诚实,知行合一 
 
    华润以“诚信”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必须“诚信”,宋林曾提倡“三个不能丢、两个牢记”,“对经理人要严、对员工要善”,“价值观不向业绩妥协”等一系列理念。这些企业文化理念主题也都是在倡导艰苦奋斗、廉洁从业、严于律己等精神,理念是正确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为华润领导干部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标尺。但是价值观再好,标尺再清晰,没有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又有什么用呢?宋林作为倡导者就没有带头去以此律己。从更深层次讲,这也与一个人的理想信念有关。如果一个人心中只有利益的考量,没有更高层次的理想追求,他很难做到诚实。因为在利益面前,所有的行为都被简单地当做一种成本,考虑的只是投入产出,其他一切价值层面的约束就都没有了。
 
    我希望,在离开遵义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问心而择、问心而止、问心而进”三句话带到工作和生活中。今后在面对任何考验、诱惑、选择时,都学会“问心”,用心、上心、无愧于心,习惯拿心中的尺子量一量,这样我们就一定不会进退失据,犯不该犯的错误,摔不该摔的跟头。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也由此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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