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阳光、空气、水。

2015年，柴静的一部《苍穹之下》，向全中国人讲述了关于环保方面触目惊心的故事，而故事背后统计出的数据更是令人心塞。其中有一段2004年柴静和一个山西孝义的6岁小女孩的对话。

柴静：“你见过真正的星星吗？”

小女孩：“没有。”

柴静：“你见过蓝颜色的天吗？”

小女孩：“见过蓝一点的。”

柴静：“你见过白云吗？”

小女孩：“没有。”

……

当年为了抵消金融海啸冲击出台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仅堆出了大量的低端产能，也因为这些低端的产能加剧了整个中国的环保方面的压力。

如果说刚打开国门一穷二白的时候，经济增长是维持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那么发展到今天，这个来源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经济增长质量，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变量。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提到过：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历次宏观调控都有相同的‘规律’，那就是：经济过热造成能源的紧缺，引发激烈的争夺，于是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调控和再分配。这种现象几乎每隔三到五年就会出现一次，形成了30年来的经济周期。”

对于08年大规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进行调控的方案，就是这两年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就是对全产业链的利润格局重新进行划分。

能够成功地进行供给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通过环保政策，提高行业的整合度，抬升行业的门槛，让一大批资质不合格的企业和产能退出市场。

所以，环保这个手段，是重中之重。它既是一切的开始，也是最终的目地。

只有严格的环保政策出台，才能把那些过剩的产能逼出整个市场，而产能减少之后才能抬升整个行业的价格中枢，价格中枢抬升之后，行业利润才得以保障，盈利足够之后，才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去提升环保水平和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

以钢铁行业为例：“地条钢”是以废钢铁为原料，经熔化不能有效地进行成分和质量控制的钢，以其为原料轧制的钢材，属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生产和淘汰的劣质产品。地条钢企业往往设备简陋、根本不采取任何环保措施，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恶劣污染，此外，炼制每吨“地条钢”所消耗的电量也高达700-800千瓦时。去年，全面取缔地条钢事件席卷全国，随着国家一些列取缔地条钢政策的落地，2017年6月工信部宣布完成对“地条钢”彻底的取缔。每年废钢产生量约1.6亿吨，其中40%以上流入地条钢生产。

同时，工信部印发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去除粗钢产能1亿吨至1.5亿吨，提高产能利用率10个百分点；提升前10家企业产业集中度25个百分点以上，达到60%。并且提出了行业调整升级的具体步骤，第一步是去除，第二步是提高产能利用率，第三部就是整合。

在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下，以前得利较多的中下游行业企业，利润转移给了上游企业。整个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被压缩了。蛋糕增量部分有所减少，存量部分分蛋糕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上游企业大多是国有龙头企业，中下游企业多为民营企业。我们可以比较上市公司中报即可发现端倪。比如中国石化，今年中报净利润361亿，比去年多出100亿。比如神华，今年中报285亿，比去年同期135亿已经翻倍还多。又比如陕西煤业，去年中报才5亿利润，今年已经80亿。好多煤炭企业虽然过去亏了几年，但是今年一年赚得比过去几十年还多。

就连运输煤炭的大秦铁路，今年中报也有75亿利润，比去年同期36亿也翻番了！

不仅煤炭如此，其他几个产能过剩行业也是如此。比如海螺水泥，中报净利润70亿，比去年同期34亿接近翻倍。宝钢股份，中报67亿净利润，比去年年中36亿也是翻倍。紫金矿业，今年中报17亿净利润，去年同期不到6亿。水泥、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等，全行业景气。

这种腾挪，大大降低了许多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让他们重回盈利轨道。再通过商业银行债转股，成功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国有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的问题也都解决了。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的风险，同时一箭双雕地调整经济增长的方式。

在环保日益成为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领域之后，不单止是经营企业的人要去了解相关的环保政策，对于期货和大宗商品市场来说，这也是日后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

在最近这两年里，黑色品种例如螺纹钢，焦煤焦炭等，因为环保政策的影响，走出过多次暴涨暴跌的行情，如果不深入了解环保政策及可能带来的影响，投机者是很难在市场上存活下去的。

要想了解整个环保体系，就必须从政策到我国的工业生产和多种废弃物开始。

“督察”与“督查”的区别

目前在各方媒体看到的“环保督察”，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中央环保督察，二是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督察”与“督查”两者大方向是一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督查组是例行检查，上级查看下级工作有何问题，政策落实情况如何，帮助解决；而督察组更倾向于地方有违法乱纪行为时进行的检察。相较而言，督察组权力更大。

1.环保督察——督政

按照中央要求，督察组由退居二线的部级领导带队，由有关部委领导和其他工作人员组成，对一个省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督察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策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即为督政。制度设计出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深改组）：2015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机制，规定督察工作将以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组织形式，对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并下沉至部分地市级党委政府部门；其督察对象包括省级、市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地方企业，实现了对“党政企”的全覆盖。

2.环保督查——督企

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导向，从全国抽调环境执法人员直接深入企业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督查，称为专项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如为缓解京津冀地区雾霾、实现国务院大气十条规定的目标，环保部组织开展环保督查，从全国抽调环境执法人员对京津冀地区2+26城市进行不间断督查，一组8人、当地工作3周进行轮换，全国各地抽调人员达5600人次，此次督查将持续到2018年3月底。

目前第四批环保督察已于2017年8月份开始，涉及四川、吉林、浙江、山东、海南、西藏、青海、新疆省区。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第一批环保督察到近日完成反馈的第三批环保督察，交办问题、问责人数均创新高，未来环保督察的力度只会加大不会减小。在环保督察中，没有环保手续、没有污染治理设施、没有达标可能的“三无”企业是打击的重点，其中“散乱污”企业占比高；而在督察中大型企业中，守法企业基本不受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强化督察并不会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较大损害，而且在治理“散乱污”企业的过程中，优质产品将逐渐替代低价劣质产品，环保类企业、环境友好型企业将迎来发展的时机，企业的效益会得到提升。

中央层面的环保督察，预计经过四轮后将告一段落，但以专项督查、区域性督查的环保执法将形成长效机制。当前大气专项督查如火如荼，未来，水环境专项督查、土壤环境专项督查等均有可能随后展开。

本次大气专项督查2017年4月7日开始，至2018年3月31日结束，为期一年。从全国抽调5600名环境执法骨干参与对“2+26”城市25轮次“压茬式”不间断督查。层层传导大气污染防治压力、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加大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力度、实现守法常态化，创新区域监管方式、提高环境执法整体水平的实战演练。

环保督查“五”步走。“五步法”由2017年5月底新上任的环保部长李干杰提出，即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专项督察为一体的一套环保督察“组合拳”。

环保部、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攻坚行动方案）通知。

对比年初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工作方案”目的是确保完成大气十条2017年各项目标任务，“攻坚行动方案”是要切实做好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目标更加具体明确。“工作方案”实施范围是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而“攻坚行动方案”实施范围也是2+26城市，但是方案中提到实施范围含河北省雄安新区。

“工作方案”率先提出的是加大化解过剩产能力度（尤其钢铁），“攻坚行动方案”首要任务则是建设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并特别强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及监测事权上收，首要任务改变显示工作重心转移，“攻坚行动方案”更加注重预防预警。

“攻坚行动方案”更加强调了“散乱污”治理，其中明确提出2017年9月底前依法依规关停取缔、做到两断三清、以及谁签字谁负责。

“工作方案”提到2+26城市除北京、天津、廊坊、保定以外，每个城市5-10万户做煤改气或煤改电，即120-240万户，而“攻坚行动方案”明确2017年10月底前完成煤改气、煤改电300万户以上，数字显示支持力度更进一步加强。

燃煤锅炉整治上，“攻坚行动方案”将淘汰燃煤锅炉量化到各个省份；同样在工业企业监管上，与“工作方案”相比，“攻坚行动方案”也将VOCs治理工作落地到各个省份，执行力、落地率成为“攻坚行动方案”关键词。

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领域，均有高压问责保障方案落地。

钢铁：要求2017年9月底制定错峰限停产方案，石家庄等城市采暖季限产50%比例不变，但是对焦化企业出焦延长时间做出明确规定。

水泥：“工作方案”仅要求采暖季全部实施错峰生产，而“攻坚行动方案”更名为建材，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且要求采暖季全部实施停产。

有色：采暖季电解铝限产30%比例不变。同时我们发现在保障措施中，“攻坚行动方案”提出了具体的问责措施，如“重点督察大气污染综合防治不作为、慢作为，甚至失职失责等问题，通过厘清责任、调查取证、移交移送，对相关责任人实施严肃问责，切实传导压力”等，督察传导到地方政府的压力更大，这也是保障方案落地的重要措施。

我国环保领域三大重点攻坚战：空气、水、固废

1. 空气：解霾还需致霾人

PM2.5核心要素：来源广泛和区域传输。

大气颗粒物分为天然来源和人为来源两类。

天然源：

一次颗粒物：起因于地面扬尘(风吹灰尘)，和地壳、土壤的成分很相似；海浪溅出的浪沫，火山爆发的喷出物，森林火灾的燃烧物，宇宙来源的陨星尘及生物界产生的颗粒物如花粉、孢子等。

二次颗粒物：森林中排出的碳氢化合物(主要是萜烯类)，进入大气后经光化学反应，产生的微小颗粒；与自然界硫、氮、碳循环有关的转化产物如由H2S、SO2经氧化生成的硫酸盐，由NH3、NO和NO2氧化生成的硝酸等。

人为来源：

一次颗粒物：燃料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颗粒物，如煤烟、飞灰等，各种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固体微粒，汽车尾气排出的卤化铅凝聚而形成的颗粒物等。

二次颗粒物：主要指人为排放SO2、NO2等污染气体，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硫酸盐、硝酸盐粒子等。

那么，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各种活动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人为来源已成为大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

2014年之前，我国尚无完整的针对PM2.5源化学成分及其来源进行官方的监测和汇报，基本仅限于实验室研究。2014年，国家环保部要求重点区域重点城市开展PM2.5源解析工作，通过污染源解析，对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指导。

PM2.5来源广泛：PM2.5是由工业、生活及自然等各种排放源产生NOx、SOx、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经过一系列物理化学过程而形成。其特点也是源头种类多，来源广，单一控制因素效果有限，需要全面出击。

PM2.5区域传输机制：PM2.5会在大气环流作用下影响范围可至500-1000公里的地区。我国近几年雾霾就呈现了区域式污染的特点，区域传输作用占比可达约20-40%。

此外，雾霾呈现季节性特点，如冬季北方供暖地区，集中供热及散煤的使用增加，可进一步加重雾霾；在特定年份不利的气象因素也会成为雾霾的助推器：刚刚过去的2016年12月，是1951年以来最暖的12月，由于逆温效应导致风力小、湿度大，加重了雾霾。

从世界范围内看，当前，经济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普遍雾霾比较严重。最近几年，除了中国以外，雾霾还横扫了印度、越南等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如2016年11月，印度新德里就遭受了10年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当局采取了关闭热电厂、暂时关闭学校和工地、禁止焚烧垃圾特别是树叶、允许雇员弹性上班等应急措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人工降雨等后备措施也在考虑之列。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结合当前我国出现的雾霾问题，直接原因是污染物排放和区域传输作用，而深层次原因主要有：能源结构不合理、产业及人口分布过于集中。

从能源结构上看，中国和印度煤炭消费量占本国一次能源消费量64%和58%。中国能耗总量基数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和美国相比，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且由于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较大，环保措施启动较晚，当前空气质量与美国有较大差距。

从产业及人口分布上看，我国产业结构，工厂、人口分布有着重要关系：工厂越密集，污染物存量就多，人口密集机动车保有量也大，污染排放也更为严重。

京津冀地区尤其是北京的雾霾污染，因为波及面广，程度严重，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15年和2016年，雾霾污染甚至覆盖了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京津冀周边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及山西六省市为例，国土面积仅为7.2%，人口占比却达到25%，消耗了全国33%的煤炭，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6省市涉气排放主要产品产量基本上占全国的30%到40%。

钢铁产量3.4亿吨，占全国43%；焦炭产量2.1亿吨，占全国47%；电解铝占全国38%；平板玻璃产量1200万吨，占全国33%；水泥产量4.6亿吨，占全国19%。还有排放氮氧化物的一些化工产业，比如原料药产量占全国60%，农药产业占40%左右。煤电占27%，原油加工占26%，机动车保有量占28%。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大量聚集于此，燃煤及燃油集中排放。因此，产业分布不合理助推了雾霾的传输作用。

2016年，国内燃煤电站脱硫脱硝行业全面进入超低排放改造的高峰，燃煤电站超低排放新建和改造竣工9600千瓦。

非电行业总体趋势向好：随着雾霾问题加剧，和治霾进度的紧迫性，根据《“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方案》，SO2、NOx总量分别控制在1580万吨、1574万吨以内，比较2015年下降15%，非电领域政策有望进一步收紧。

虽然目前钢铁脱硫、水泥脱硝的设备安装率很高，但是由于非电业主、环保供应商等各方因素，以及政府监管不力，加上技术远不及火电技术成熟，非电行业大气治理市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大气环保上市公司的机会在于非电领域的提标改造。钢铁水泥等非电领域的污染物排放指标紧随火电之后。根据环保部数据，2015年，钢铁二氧化硫排放指标180万吨，相比2010年下降27%；水泥氮氧化物排放指标150万吨，相比2010年下降12%。钢铁、水泥等非电领域的排放指标紧随火电之后，成为大气治理的重中之重。

非电领域市场空间从大到小依次为工业锅炉、钢铁、水泥。

水泥行业排放标准不断提升。2013年12月27日，环保部发布《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和《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2013），新标准将PM排放标准从50mg/m3、30mg/m3提高到30mg/m3、20mg/m3，将NOX排放标准从800mg/m3提高到400mg/m3。

截至2014年底，水泥行业脱硝装置安装超过1350条生产线，占生产线总量的80%。水泥大气污染治理市场机会在脱硝细分领域。

与钢铁脱硫类似，水泥脱硝虽然设备安装率也很高，但是由于监管机制等因素，目前达标企业并不多。目前我国水泥行业90%的企业能实现脱硫达标，而仅10%的企业能满足脱硝达标。目前水泥脱硝虽然有严格的污染物排放限值，但相应的监管机制还不完善；此外SNCR技术在水泥行业脱硝应用尚需完善。截至2014年底，水泥行业脱硝装置安装超过1350条生产线，假设90%的生产线（1215条）需进行脱硝改造，假设脱硝单位改造成本为250万元/条，测算潜在存量市场的水泥脱硝改造投资需求约为30亿元。

2. 工业污水：存量市场，破局之势已开启

工业水处理是涵盖工业污水、工艺用水、循环冷却水等领域。工业污水指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和废液，其中包含随水流失的工业生产用料、中间产物、副产物及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一般来讲，工业污水需要处理达标后，回用、排入市政管网或自然水体。

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是“工业污水零排放”，是指通过污染物高浓缩或者除盐工艺后，无限的减少污染物和能源的排放，甚至到零，提倡回用。其实这里更多涉及循环经济理念，提倡从工艺源头和末端治理同步进行升级改进，最终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效益。

工业污水是重要的污染点源。工业污水来自于工业企业，一方面由于管网铺设不全面导致漏排，另一方面由于监管不严、企业诚信、政府执法问题导致偷排。从2015年“水十条”要求提出后，工业污染源防治是作为水体污染防治的全盘任务之一在考虑，同时通过对工业企业进行约束，也倒逼其自身进行环境保护和升级改造。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实际上工业污水处理能力是比较高，2015年为902.65亿吨/年，实际处理量为444.5亿吨/年。在“量”的层面是可以满足实际需求的。

工业污水的实际处理量是远大于实际排放量的，说明工业污水处理后回用的较多，而对于环保投资及运营而言，实际处理量包括回用+排放，而有时回用的排放出水标准要求甚至比排放还要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全国15.4万个工业企业的实际工业污水处理量为500亿吨/年，而对应的工业污水排放量为187亿吨/年。

工业过程中，60%的水都是用于冷却。冷却用水的回用早已成为工业节水的重点之一；如推广高浓缩倍数水处理运行管理技术、开发应用环保型或生物降解型水处理药剂和水处理复合配方等。由于工业过程中的回用比例提升及用水效率的提升使实际排放量大幅减少。

从各子行业上去看，黑色金属冶炼、黑色金属矿采、有色金属矿采、有色金属冶炼及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的工业污水处理量相比工业污水排放量而言，高出许多。

工业污水处理行业是一个天然分散的行业，主要是由于工业单体耗水量取决于单个工业企业的规模，也就说下游行业的集中度决定了工业污水处理量的集中度；第二个原因是存量市场中，不同行业的工业企业的废水的集中处置较为困难，由于不同行业中废水的成分不一样决定了处理工艺的巨大差别，带来了不同行业的废水不可能形成如同生活污水那样的集中处置场所。大部分的行业单个工业企业的废水平均年处理规模在20万吨以下，较为集中的行业为黑色金属冶炼和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这2个行业的单个平均年处理规模分别为591万吨和370万吨。

工业污水处理主要是将废水中含有的污染物分离出来，或将其转换成能够分离的无害稳定物质。大体上可以按分离的原理将废水处理技术分为三类：物理法、化学法及生物法。

工业污水综合解决方案可以形象的比喻为“组装电脑”，由于行业自身原因很难有“一招鲜”的综合处理方式。工业污水中污染物较复杂，很难通过单一的处理方法一次性达到排放要求，常常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的组合进行废水处理。不同类型工业企业污水排放污染物类别、浓度差异较大，即便是同一行业由于工艺不同，其污水污染物类别、浓度差异也较大。因此，工业污水处理对技术要求极高，同时企业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也要考虑成本因素。

对于工业污水来说，第三方委托运营、污水提标及技术改造、园区式一体化环境解决方案将是工业污水领域破解之路开启的重要因素。此外，工业污泥处处置、工业污水处理厂的节能降耗也是未来的方向。

根据2014年统计数据，工业污水存量运营费用661亿元/年，从供给侧去产能角度考虑，新上项目的趋势会减缓，所以这也是一直以来生活污水产生量平稳增加，而工业污水产生量维持稳定的原因。

目前，工业污水环保问题屡见不鲜，侧面证明了工业企业在污水处理领域的态度或专业性不足。政策层面，随着“水十条”逐步推进，对工业企业排污及回用达标要求更加严格，在存量运营项目上，工业污水治理将更注重于“质”的提升，一方面要求政府规划、管理提上一个台阶，另一方面也要求工业企业更强调专业化运营。

未来，随着第三方治理的逐步推进，工业污水专业化运营将更加市场化，而专长于此领域的环保技术及运营类公司承接运营类项目将是是一个趋势，这类项目技术壁垒及收益率均较高，同时可以获取稳定现金流。

“十二五”期间，发布了纺织、合成氨、磷肥、柠檬酸、钢铁、化工等25项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促进产业结构和布局优化，提升重点行业水污染防治技术水平。截至“十二五”末期，现行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达到64项，控制项目达到158项，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控制水平相当。契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及“水十条”要求，“十三五”期间各行业的相应标准将进一步提高。

各个行业新标准陆续落地后，提标后行业的增量空间将有一定的释放。专注于技术及具有良好运营经验的公司将受益。

我国几大类主要的工业废水及其处理特点如下：

煤化工废水：

水质特点：煤化工废水以高浓度煤气洗涤废水为主，含有大量酚、氰、油等有毒、有害物质。CODcr一般在5000mg/L左右、氨氮在200-500mg/L，有机污染物包含易降解的酚类化合物和苯类化合物、可降解类的砒咯、萘、呋喃、眯唑类及难降解的有砒啶、咔唑、联苯等；此外包含氮、氧、硫的杂环化合物等，综合来看，煤化工废水是一种典型的含有难降解的有机化合物的工业废水。

处理方法：国内处理煤化工废水的技术首先进行预处理，而后采用生化法，生化法对废水中的苯酚类及苯类物质进行去除，而后通过混凝沉淀、高级氧化方式对喹啉类、吲哚类、吡啶类等一些难降解有机物进行去除。

钢铁废水-焦化、炼铁及炼钢废水。

现代钢铁工业的生产过程包括焦化、铁、炼钢（连铸）、轧钢等生产工艺。钢铁工业污水主要来源于生产工艺过程用水、设备与产品冷却水、烟气洗涤和场地冲洗等，主要有间接冷却废水和洗涤废水两大类，70%的废水还是源于冷却用水。

钢铁废水治理是以提高水资源的再利用为中心，采取节水和治水措施。目前，钢铁废水污染源中的治理重点是所谓“三水”，即焦化含酚废水、高炉煤气洗涤水和顶吹转炉洗涤水。

焦化废水-含酚量大

水质特点：焦化含酚废水由于数量和毒性都大，危害严重。

处理方法：高浓度含酚（大于1000mg/L）废水的处理，一级脱酚工程：我国普遍采用揭穿剂萃取法先将大部分酚回收利用，废水中的酚含量降至300mg/L以下；二级脱酚工程：再采用生化法处理，处理后的废水含酚可降至0.5毫克以下，尾水可直接排放或作为炼焦车间的熄水。

高炉煤气洗涤水-悬浮物和氟化物

水质特点：高炉煤气洗涤水的水量大，含悬浮物多，600-3000mg/L，还含有少量剧毒氟化物，0.1-2mg/L。

处理方法：一般先采用沉淀池除去悬浮物，然后将澄清水循环用于高炉煤气的洗涤。同时也需要对循环水不断进行“软化”等处理，防止结垢。

工业固废：重点关注危废治理和油田环保

工业固体废物分为两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这里讨论一般工业固废。工业固体废物是指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如高炉渣、钢渣、有色金属渣、粉煤灰、煤渣、废石膏、脱硫灰、电石渣、盐泥等。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废物数量日益增加。尤其是冶金、火力发电等工业排放量最大，工业废物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成分复杂，处理较困难。如今只是有限的几种工业废物得到利用，如美国、瑞典等国利用了钢铁渣，日本、丹麦等国利用了粉煤灰和煤渣。其他工业废物仍以消极堆存为主，部分有害的工业固体废物采用填埋、焚烧、化学转化、微生物处理等方法进行处置。

根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发展报告，2014年总体统计的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32.6亿吨，综合利用率为20.4亿吨，为62.6%，储存量为4.5亿吨，处置量为8亿吨，倾倒量为59.4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中，包含尾矿、粉煤灰、煤矸石、冶炼废渣、炉渣及脱硫石膏等。

根据中国环境产业发展报告对于不同类型的一般工业固废进行分析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大类：

（1）尾矿：2014年尾矿产生量10.5亿吨，综合利用率为29.4%。我国尾矿积存量为80多亿吨，每年以10亿吨增长，金属尾矿利用率不足10%。产生量最大的两个行业是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生量分别为5.7和3.5亿吨，综合利用率为21.7%和34.0%，目前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平均回收率不足50%，综合利用率偏低。

（2）粉煤灰：2014年粉煤灰产生量4.6亿吨，综合利用率为87.5%。产生量最大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产生量为3.8亿吨，综合利用率为86.7%。

（3）煤矸石：2014年煤矸石产生量为3.7亿吨，综合利用率为74.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生量最大为3.6亿吨，综合利用率为73.3%。

（4）冶炼废渣：2014年，产生量为3.4亿吨，综合利用率92.6%。产生量最大的是黑色金属冶炼和外延加工业，为3.0亿吨，综合利用率为94.0%。其次是有色金属冶炼和外延加工业，产生量为2560.9万吨，综合利用率为80.7%。

（5）炉渣：2014年炉渣产生量为3.0亿吨，综合利用率为88.6%，产生量最大的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为1.5亿吨，综合利用率83.5%。

（6）脱硫石膏：2014年脱硫石膏产生量为8430.5万吨，综合利用81.7%。石膏产生量最大的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产生量为7082.4万吨，综合利用率为83.4%。

所以，现阶段我国一般工业固废中，粉煤灰、煤矸石、冶炼废渣、炉渣脱硫石膏等综合利用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未来更多是监管的强化，防治乱堆、乱排，进一步提升综合利用率有效性、降低成本，但增量空间有限。我国尾矿资源综合利用率有待提升，技术仍是核心壁垒。我国矿产资源总量不少，但禀赋差：主要特点是品位低、多金属共生、复杂难处理，难以得到有效利用。金属矿产资源和二次金属资源综合利用率低；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耗高、矿石消耗高、污染大。

问题有两点：（1）现有选冶技术不能有效利用已探明的低品位金属资源；（2）传统选冶技术对复杂多金属矿的综合利用率低，进一步造成了资源利用程度下降。

世界先进国家中铜、铝、铅的再生利用比例达到了50%以上。目前我国二次金属资源的利用率还不到20%。西方发达国家多数金属循环利用比例超过60%，部分金属甚至超过90%。但我国铜、铝、铅、锌主要有色金属的循环利用比例分别只有32%、35%、33%和5%。

因此，未来若想有效提高尾矿资源的综合利用：首先，在源头避免粗犷式、低效率的开采及冶炼方式；其次，在资源的回收利用上仍需要从技术入手，以优质稳定的技术作为依托，进行资源再利用。只有这样，效益才可能大大增加，市场才能有效的开启，并提供更多的增量。

危废行业风口开启，千亿市场蓝海

大量危废尚未纳入统计口径。根据环保部固废与化学品管理中心估算，中国2015年危废实际产生量为1亿吨以上，尚有约6000万吨的危废未纳入统计口径，主要原因是危废产生企业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而对危废少报瞒报。

同时，部分危废没有处置或者由不具备危废经营资质的企业处置。发达国家危废固废占比佐证。以2015年数据为例，美国、日本、英国、挪威、瑞士等国的危废固废占比都高于5%，韩国的危废固废占比也有4%。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中国2015年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2-33亿吨，危废产生量为3,976万吨，危废固废占比仅为1.2%，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危废市场空间估算：千亿市场正在开启。按照危废平均处置价格为2200元/吨测算，2016年危废处理市场空间超越千亿规模，到2020年达到1867亿元/年的产值。

环保督察持续高压，将传导至下游工业环保领域。自“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及2015年新环保法出台后，环保执法力度、政策体系的延续性及科学性均明显加强。近期的中央环保督察又一次将环保提升至政治高度，未来，基于专项督查、区域性督查措施将进一步延续，力度不减；

同时“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官员亦是严格考验，将极大促进环保政策及措施的有效落实。环保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体现了很强的共生性，工业过程及源头的节能环保防控是未来重要的方向。

工业企业盈利改善叠加刚性成本政策为工业环保提供重要发展基础。受益于供给侧改革，相关行业盈利明显改善，企业也有更多的资金和意愿进行环保治理。此外，排污许可、环保税等政策近期不断提出、更新及强化：排污许可证为工业企业排污设定严格门槛，推动治理不力、重污染企业淘汰，环保税设定了刚性排污成本，并对减排进行引导，奖优罚劣，两项政策的设置明确了环保污染的刚性成本及强力的倒逼机制。

国进民亦进，第三方治理服务模式促进工业环保市场化运作。工业环保商业模式可总结为：1.国企自身积极配置环保资产，完成节能环保提标改造及产业升级；2.民营企业引入国企股东、合作成立公司或接受国企环保资产；通过第三方治理方式，民营企业投资运营或委托运营国企、其他民企环保资产。工业污染治理与产业环节、生产工艺密切关联，未来将更为关注治理效果、可靠性及经济性，具备技术优势，能够提供更好综合或专项解决方案的环保技术型公司将充分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