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实行消极抵抗，“曲线救国”的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很快就侵占了中国的半壁河山，中国的民族工业也受到了极大打击。在这国家和民族工业处于危难时刻，曾经担任启新洋灰公司总工程师的王涛挺身而出，临危受命组织领导了华记水泥厂的拆迁，同时到湖南辰组织溪重建了新厂——即华中水泥厂。

    启新洋灰公司总工程师王涛，是我国造诣较深的水泥专家之一，也是一位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学者。天津失守后，他辞去在启新的职务，投身于民族抗日战争的洪流，1938年5月份来到武汉。

    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正在筹划工厂内迁。部长翁文灏得知王涛来到武汉，立即召见了他，要求王涛把华记水泥厂拆迁到后方去。因王已脱离启新，无权代表启新迁厂。故翁文灏于1938年7月7日，以经济部之名发给迁厂命令，并由该部资源委员会借给王涛60万（法币），作为迁建费。

    王涛受命后，立即与华记水泥厂联系，该厂急电请示启新洋灰公司，该公司派华记专董芦开瑷来武汉磋商。芦代表启新公司同意拆迁，并授权王涛管理该厂，申明日后倘与启新公司先失去联系，可以权宜行事。

   当时，日冠已经侵占安庆，沿江西犯，九江告急。王涛持令来到华记厂时，已有部分职员逃离。王涛立即向华记水泥厂员工传达政府命令，申明拆迁大义，得到员工们的积极响应。于是王涛责令赵仲缚负责拆卸机器，派陈希圣去租用和购置驳船，大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在短短的24天时间内，完成了机器拆卸任务，连同材料分别装了几十只木船，分批运出石灰窑，向武汉进发。

    七月下旬，江西九江陷入敌手，风闻政府即将封锁长江，破坏工厂。此时，厂区已闻炮声，尚有一组旋窑来不及拆卸，只好放弃。九月初，机件和材料全部抵汉。10月8日石灰窑沦陷时，华记厂船队已向湖南常德进发。
华记船队自武汉出发，逆江而上，在岳阳城陵矶进入洞庭湖，行两百余里，从常德进入沅江，遇到了难关。

    河伏镇是常德西郊一个小港湾，此处距沅陵约两百余里。这段沅江，逆水行舟，滩多水急。冬季水枯，小轮及驳船均不能行驶，必须换装沅江浅水船，拉纤上驶。华记船队装的窑磨机器，体积庞大，沅江船小，无法装载。只好又派人到湘潭造船厂，赶做大木船十艘，约定三个月内交货。沅江上驶缓慢，河伏至辰溪往返一次，需两个月，三千多吨设备只好分批转运。一直到1939年10月15日，全部设备和材料才运抵辰溪。

    在拆迁华记水泥厂开始后，王涛立即派张宝华到湘西选厂址，后自己又亲自现场复查选定离辰溪六公里的梨子湾为新建厂址，1939年元月开始建设，4月15日开始安装机器设备，7月1日主机安装完毕进行试车，12月1日正式投入生产。自此“华记水泥厂”更名为“华中水泥厂”。

   1938年以后，拆迁到湖南辰溪的工厂日渐增多，于是形成了一个战时工业重镇，1939年9月以后，日军先后六次对华中水泥厂进行轰炸，给该厂极大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1939年9月21日上午11时30分，日机27架，在厂区周围轰炸投弹三四十枚，造成部分房屋被毁。

    1939年9月9日，日机27架，在厂区范围轰炸投弹百余枚，使主机被炸，水泥窑身洞穿多处，齿轮被炸坏，烟道炸塌。第四座锅炉炸坏，引擎喷水管炸毁两具。房屋炸毁62间，震坏166间。

    1941年4月1日上午，日机9架，向厂区投弹30余枚；1941年4月2日上午，日机9架，向厂区投弹30余枚；1941年4月7日上午，日机8架，向厂区投弹30余枚。一周之内，华中水泥厂连续3次受到轰炸，蒸汽机高压锅炉被炸坏，3部发电机全部被炸毁，器材损失2万余件，房屋倒塌、震坏300余间，损失严重，被迫停产。

    1941年5月7日，日机第六次轰炸，华中水泥厂化验室和厂警备队被炸。

    六次被炸，造成了该厂的极大破坏和损失，直接的经济损失为法币2，575，406元。

    1944年，日军妄图打通通往云南的“大陆交通线”，再次疯狂地将战火烧进湘桂等省，当年六月，长沙至衡阳途中运输的水泥有12，000桶，王涛为了抢运这批水泥，亲临现场指挥。怎奈国民党军队溃败如潮，群众逃难尚无良策，抢运笨重物资，更是困难重重。但衡处员工，仍千方百计抢运到冷水滩2，000余桶，其余落于敌手。常德转运站在战火中也损失6，000桶。初步统计。初步统计仅水泥和运费两项损失高达30，960，000元。衡阳沦陷后，华中厂被迫遣散职员30人，工人200余人，生产全部停顿下来。 

    回顾我们华新的前身——华记水泥厂的被迫拆迁和华中水泥厂六次被炸的历史，我们是永远不能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