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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铿:无需出台第二轮刺激政策

更新日期: 2010年07月15日 作者: 王延春 来源: 《财经》 【字体:

  2010年行至年中,宏观经济运行复杂多变。四月前学者对宏观经济复苏信心倍增,很多数据也似乎佐证了中国经济是拉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发动机,然而,五月中旬以来,随着一些经济趋冷迹象逐步显现,悲观之声又起,出现了经济“二次探底”,以及“再次出台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言论。整个上半年,政府执行了紧缩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整顿、对节能减排的重视,但在这些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等不利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有所衰弱,因而中国经济被再度置于十字路口,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如何看待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下半年经济何去何从?在梳理上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得与失中,对下半年政策操作有什么建议?《财经》记者近日采访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

  《财经》:最近“再次出台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观点鹊起,您是否赞同?

  贺铿:我不主张再搞类似去年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以及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我现在非常担心再出台新的刺激政策。听说上海等地又要放松第三套房贷限制措施,我认为这个消息要警惕。

  《财经》:之所以出现“再刺激”论,是因为市场担心下半年经济下滑。目前一些反映中国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标如PMI、发电量等,已出现掉头回落的趋势。从4月开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开始减慢、贸易顺差下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等,这些数据增加了对经济下滑的担忧。

  贺铿:经济下半年出现回调趋势是必然的。现在经济已经到了“两难”境地,房地产不调控不行,不调要出危险,泡沫要崩溃。可是调整了必然影响经济增速,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家具、钢铁、水泥等行业必然受到影响。另外,去年出台那么大盘子的刺激计划,开工了那么多的项目,信贷去年也达到近10万亿的规模,这些不收缩不行,但是要收缩,基础设施建设等就必然受影响。

  《财经》:前六个月总的趋势仍是高增长,但能看出增长的动力在下降,增速连续三个季度逐步回落。那么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房地产、产能过剩等调控政策的叠加效应,您是否担心多重下滑力量会在第四季度集中爆发,甚至出现“二次探底”?

  贺铿:我不担心有什么“二次探底”。总的判断是,下半年经济依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增速放缓,但无需担心。经济回调一点不要过于紧张,也不要操之过急,更不能草率采取过激的调控政策。经济增速放缓一点就放缓一点,尤其房地产正处在胶着期,开发商、地方政府等各利益主体都在“扛着”,房地产往下走,地方政府、地产商、银行等的利益受损失,因此希望让政策松一松,但是我认为,目前是政策观察期,看一段再说。

  《财经》:上半年宏观局势非常复杂,陷入了多个“两难”局面。我有一种观察,宏观调控似乎在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等多个目标间纠结、平衡;目标之间也有矛盾,又是很难达到平衡的。

  贺铿:的确是这样。今年形势复杂多变,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下半年宏观调控的目标要更加明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应是下半年主要的政策目标。调整必然使经济增速下降,因此,需要注意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着力调结构。

  《财经》:谁都觉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结构挺急迫的,可喊了这么多年也转不动。您认为转变的难度究竟在哪里?

  贺铿: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思想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叫“外沿扩大再生产,内沿扩大再生产”,后来又叫“生产方式转变”,再后来又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管叫什么,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转变不过来?关键是在“转变什么?”、“怎么转变?”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我认为转变的关键在于:

  一是经济发展动力要转变。从依靠投资拉动转变为需求拉动,这里面包括内需与外需兼顾,现在很多学者对外需存在偏见、误解,没有意识到外需对一国经济模式提升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外需而发展起来的。

  二是收入分配制度的转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强调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通过二次分配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格局。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改革劳动者报酬的分配结构。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健康增长,许多社会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三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式到节约环保 式转变,改变以前过度依赖资源、能源以及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提倡科技创新。四是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从单纯追求GDP增速转变到以民生为本、以人为本的方向。

  《财经》:反思近年调控,有人总结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总是处在矫枉过正的状态、而且总是滞后于市场。松的时候过松,紧的时候又过紧,您如何评价上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

  贺铿:以往的宏观调控方式的确需要反思总结,要汲取2008年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总结过往的宏观调控经历,可以更好地把握下半年的宏观调控节奏和力度。

  2008年下半年经济出现下滑,一揽子刺激计划出台,下达了4万亿的总盘子,现在回头看当时有些太急了。我当时就在人大财经委的会上说,我们的各个决策部门的宏观理论研究太不足,人民币汇率机制怎么改革?外贸到底怎么发展?要仔细研究个透。2008年经济下半年突然下滑,不单纯是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我看也有宏调政策不恰当的因素。各部门缺乏深入研究,也缺乏担当勇气。

  2008年一季度已经有先行指标下滑,不能再继续实行“双防”政策了,但是政策很迟钝,并没有调整,沿海外向型出口企业已经出现成千上万的的倒闭潮,但仍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是产业升级,东部“腾笼换鸟”的结果,直到10月底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又下猛药来施救,4万亿下马,这药下得过急过猛,就像一个人得了感冒,打喷嚏的时候你不吃药,等已经发高烧了你吃再多的药也没有什么用,这个周期是必须经受的。

  《财经》:您觉得未来宏观调控思路应该怎么调整?目前争议很大,有的专家从总需求的角度强调保增长,但有的专家则强调在可容忍的增速下降水平下,咬牙坚持调结构。

  贺铿:我认为宏观调控的思路需要转变,从应对危机时期的“通胀预期管理”转到“后危机时代”的防“滞胀”。不要单纯关注通货膨胀问题,这个目标唱得太高调,对经济把握没有好处。2009年二季度以来,社会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浓烈,这对现实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我并不是说不要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只是想说不要把这种通货膨胀的预期唱得太高,对经济没什么好处。过度的通胀预期既缺少现实依据,又可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甚至可能形成“预期通胀”。

  《财经》:预期通胀的确令人困惑,上半年大蒜、绿豆等涨价,涨薪潮起,大宗商品价格攀升,这些是否就是通胀来袭,其实关于通胀的概念比较模糊。学者依据的经济理论不同,评判通胀的标准似乎也千差万别。将物价上涨等同于通胀往往导致中国式“通胀预期”自我实现。

  贺铿:有学者预期今年一定出现高通胀,主要依据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通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点,去年那样宽松的货币,过多的流动性一定造成今年的通货膨胀,但是,中国10万亿的信贷并没有变成老百姓的财富收入,如何通胀?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啊!去年增加的收入还没有前年绝对收入比高呢。不过,10万亿下去,基础设施建设被扩张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造成对下游产品价格传导之势,加上今年农产品价格的回归补涨和灾害天气的影响等因素,一定程度上的确推高了CPI。这是“胀”的因素,另外,对房地产投机的调控,信贷规模下滑等,这是“滞”的因素,如何防止通胀又不出现经济出现“滞”,只有将宏观调控从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管理为主。

  《财经》:请您谈谈具体建议吧

  贺铿:我想主要有三个手段:

  一是收入政策的调整。一方面企业提高薪酬水准,另一方面是不是考虑减轻企业经营成本,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多的但利润又不高的,可实行差别税率,减免税收。同时,对企业职工的五项保险,原来规定是企业交一半,职工交一半,是否可以考虑财政缴纳,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也同时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

  二是人力政策,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百姓的收入。只有需求增大才能刺激企业提供供给,扩大投资。增加就业,特别是让低收入者,失业的群体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保障收入并提高消费需求。

  三是调整经济增长政策。在生产要素组合上调整,从房地产、基建等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

  《财经》:目前房价调控也陷入“两难”。这么高的房价,不调控容易引发资产泡沫。但如果房地产和房地产投资萎缩厉害,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依赖的一大增长引擎折戟。

  贺铿:抑制房地产投机的调控是必要的。但是,目前执行的二三套房贷限制等政策有些治标不治本,我认为要根治还是要启动房地产税,把炒房者的囤积成本提升上去,把泡沫彻底挤出来,让炒家因此远离房地产。目前,房贷政策的行政色彩太浓,只有房产税开征了,才能使房地产的信贷政策回归常规化。

  《财经》:你预计下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会进一步加码还是松动?

  贺铿:我认为房地产政策不能反复, 2008年房地产政策反复,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一方面影响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反弹将形成更大的泡沫,泡沫蓄积会导致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那样的危机境地,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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